被擦掉的名字:文/侯文詠(3) by網路文章

  • Posted on 三月 27, 2010 at 7:38 上午

我接過那一大包東西拿在手上,輕飄飄的,一點都猜不出可能是什麼東西。等我回到辦公室,好奇地拆開包裝,最先從包裝裡掉出了幾顆止痛藥丸,等我把整個包裝拆開,立刻發現是一整大包小孩留給我的東西,全部都是止痛藥丸。

我很快明白,為什麼這個孩子急於在臨終前見到我了。原來這個孩子一顆止痛藥都沒有吃。為了替我維護尊嚴,他想在死前偷偷地把止痛藥還給我。這個孩子因為喜歡我,希望我一次一次地去看他,因此才有這些迴診。

既然他忍痛不曾吃藥,我也就從來不曾在醫學上真正地幫助過他。原來那些讓我得意洋洋所謂成功的治療策略、藥物處方以及疼痛的改善不過是那個孩子對我的鼓勵。從頭到尾,我竟然利用我的醫學權威,不斷地從這個孩子有限的生命需索更多的信心與成就感。

我恍然大悟,是這個孩子用他僅有的生命力,支持著一個年輕主治醫師貪婪的不成熟與驕傲。

這件事給我很大的衝擊。我發現,當我還是年輕醫師時,我曾經覺得不舒服或者試圖抗議過什麼,可是不知不覺,我自己已經變成這個理性的專業體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

不知道為什麼,病理學教授吞雲吐霧的模樣和他的笑容又開始浮現在我腦海裡。或許那樣的笑容曾經許應過我們某種可以睥睨一切,可以戰勝死亡與苦痛的知識與權威吧。

我曾用著多麼仰慕的神情看著老教授,渴望擁有知識與專業,並把一切的苦難都踩在腳下。可是隨著歲月流逝,我理解到那只是某種一廂情願的假設罷了。知識與專業往往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好對手。

說來有點荒謬。日復一日,我努力地學習著那些優雅的姿勢與風範,竭盡所能地治療著我能夠治好的疾病。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,最後,我發現自己竟只變成了一個無情自私,只看到自己,卻看不到別人的醫療從業人員。

最糟糕的時候,曾經有一個禮拜,在我們小兒心臟外科的高難度手術中,連續四個小孩過世了。

我們抓住了小孩,在手臂上打了針,我是那個讓他失去意識的人。從此那個小孩沒有再醒來過。連續過世了四個孩子,我碰到第五個小孩的時候,他睜著圓滾滾的眼睛望著我,告訴我說:「我不要打針。」
無論如何,我再也無法對他注射麻醉藥。

那是我第一次為了說不出來的理由請假。

那個上午,我漫無目的地在學校走著,坐在廣場上吹著風,看著年輕的孩子走來走去。那麼簡單地看著陽光照在那些青春的臉龐上,說著、笑著,我就莫名其妙地覺得很感動。我在那樣的情況下,開始又有了寫作的衝動。

像被什麼魔力吸引住似地,我一有空就在家裡埋頭寫東西。當時一些受到歡迎的作品,像是《親愛的老婆》、《大醫院小醫師》、《頑皮故事集》或者是《離島醫生》等一系列快樂的作品,多半是這樣完成的。

這些書一本一本地進入暢銷排行榜,把我的知名度推到某種高度,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,這些都是最初沒有料想到的事。在那樣的氣氛之下,那些作品似乎是快樂得有點近乎瘋狂。可是它就這樣產生了。

我一點一滴地寫著,那些童年往事,關於鄭佩佩、再送一包、冰棒、投稿、編刊物……那個愛把世界搞得雞飛狗跳的小男孩,或者是更多類似興致勃勃的心情與生命力開始浮現出來了。

我就在那樣的感覺裡,一字一句地寫著。不知道為什麼,那給我一種安心的錯覺。彷彿不管發生了再壞的事,只要我還繼續寫著,就沒有什麼好真正擔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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